葡萄酒最早并非出自凉州，而是出自西域， 因凉州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都会之一，是西域向中原传输文化的重要区域，葡萄酒也就随之传入此地，又随着丝路传至中原以及更广阔的地方，受到贵族与百姓的喜爱。
杨贵妃亦最喜凉州盛产的葡萄酒，如《杨太真外传》中所记载的：“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葡酒，笑领歌，意甚厚。”“夜光杯”相传是周穆王时期，西胡用白玉精制而成，因“光明夜照”得名，用来饮葡萄酒，可见酒水色泽澄澈透明，颇受人喜爱。
“琵琶”又称“枇杷”，也是由胡地传入中原的， 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中记载：“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诗中以醇厚芳香的葡萄酒、晶莹剔透的“夜光杯”、欢快助兴的马上琵琶等三个富有异域风情的意象，把军营将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开怀痛饮、醉卧沙场的恣意豪放之态描绘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精神文化范畴，也分两种情况，一是如胡乐、胡舞等具有娱乐性质的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异域来物，其传播速度较快，传播范围也较为广阔。如元稹在诗中所言：“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羶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
诗中的“咸洛”是咸阳和洛阳的并称，这两地均处于丝路之上， “胡妆”和“胡乐”等域外之物随着丝路传入中国，在这两地颇受推崇。其实唐代文人士大夫对于域外舞乐等艺术文化的态度较为矛盾，常常徘徊于接受与排斥之间，他们一方面欣赏胡乐、胡舞的奇特美妙，一方面又对全国上下沉迷于此的现象大加挞伐。
在“乐舞的交流”里所提及的吕元泰、张说等人对于泼寒胡戏的抵制。另一种则是像祆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文化，这类来物受众较少，传播速度也较为缓慢，范围也相对较小，对于唐人的影响也较小，在文学领域里的记载较少，于唐诗中的记载仅限于“胡僧”。
关于唐代民众对于外来事物的接纳程度，经过深入研究发现，物质文化类的外来事物以及具有娱乐性质的文化艺术在唐代的传播与接纳程度相对较高。
相对而言，属于精神文化范畴的宗教类外来事物在唐代的接纳程度则较为有限。不过随着这些异域文化的出现， 萧关道一带乃至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唐人在服饰、饮食、娱乐等方面都受到了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大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来华居民的增多
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不仅引进了众多异域珍品，更促进了来华人员的增多。这一盛况不仅丰富了中华大地的物质文化，也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统一之后，国力强盛，丝路畅通，萧关道上的凉州、原州、长安等重要城市，迎来了许多外来居民。
例如原州，隋唐时期为西北重镇，七关拱卫，雄视河陇，“向北可达灵州,与漠北诸少数民族联系；向南可与秦州交通，向西南可至临挑军，东南则可通长安，向西可通西域”，交通地位十分重要，是丝绸之路上东西交通的枢纽，也吸引了许多外来商贩在此地进行商业贸易。
贞观六年，唐王朝还在原州境内设置了专门安置边境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羁縻州——缘州，用于安置东突厥降户。徐兴亚《西海固史》中曾提到：“唐代，除汉族外，原州地区先后有粟特、 突厥、铁勒、吐谷浑、吐蕃、回纥、党项等多民族居住和活动。”
1982-1987 年在固原市原州区南郊相继发现的六座隋唐史姓家族墓，经考证其墓主人是以经商为主的“昭武九姓”粟特人的后裔，而且在墓葬中出土了拜占庭奥多亚斯二世金币、萨珊卑路斯银币，以及拜占庭金币异域风格的金覆面等，这些均表明当时原州及萧关道上外来商胡的众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根据史姓墓志记载，这些粟特人来到中国以后，不仅在中国经商，而且还在中国做官，与汉人通婚，自觉接受学习汉文化，如史诃耽在隋朝开皇年间就入仕中原王朝，而且在其妻康氏死后， 续娶了汉族张氏女。可见在隋唐时期，原州一带为多民族聚居地，外来居民较多。
又如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东段，地扼河西走廊入口，东南接兰州， 西北邻甘州，南可至河湟，北可与漠北少数民族联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唐太宗打败西突厥后，“从京城长安到凉州一带，道路畅通无阻，驿馆和酒肆店铺随处可见，做买卖的西域客商到处都有，许多甚至定居并与当地居民通婚。后来凉州九姓商胡发动叛乱，占领了凉州七城中的五城，足见当时商胡之多。”
在唐诗中我们也常会看到“羌女””胡儿”等称谓，如白居易《西凉伎》中所写： “紫髯深目两（一作羌）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诗句描绘了凉州胡儿的外貌特征以及善舞的特点。
初盛唐时期，凉州作为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 外来定居者亦数不胜数，如岑参诗中所写的：“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可见凉州胡人之多。
结语
由此可见，在异域文化盛行和来华居民增多的浪潮中，唐朝实现了文化交融与社会变迁。异域物质文化丰富生活，胡乐、胡舞带来别样体验，宗教文化也留下痕迹。外来居民扎根通婚，推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