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仍发表文章。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的“政纲”；
（2）在整个争论时期都表现出暧昧的态度；
（3）在自己的发动中把党的机关和党对立起来，提出同“机关工作人员”作斗争的口号；
（4）把青年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他毫无根据地责备党的干部正在“蜕化”；
（5）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向学生青年、向这个“我们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看齐的理由和口号；
（6）宣布集团的自由。
会议还通过决议，把托洛茨基的行为看作是“小资产阶级倾向”。
会议还建议公布党的十大关于党的统一决议第七条。
这条规定：
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如果违反党纪或“进行派别活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2/3的票数通过将其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者甚至开除出党。
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如果违反党纪或“进行派别活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有权以2/3的票数通过将其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者甚至开除出党。
这次会议的决议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前途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这种警告是必要的，但也存在着政治过敏的因素。
列宁在病榻上一直关注着这场党内斗争。
党内冲突令他十分不安。
自生病后，他逐渐地、最后是完全停止了对全党和国家事务的领导。
病魔使列宁失去了决策能力。但他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特别注意党内反托洛茨基斗争的发展。
在1923年11月7一12日，列宁不断阅读报纸，请夫人给他读托洛茨基等人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文件。
1924年1月中旬，俄共（布）第13次代表会议召开。
这期间，列宁非常注意大会的进展动向。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
列宁提了什么样的问题，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列宁对党内斗争的发展极度不安。这次会议的一些信息刺激了列宁，使其病情骤然恶化。
1924年1月21日18点50分，列宁与世长辞。苏联正处于转折时刻，有多少决策需要列宁去作出！但列宁去世了！
2、不参见列宁葬礼的失策
列宁的逝世在苏联政治上没有引起强烈的震荡。
早在列宁患病期间，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主持中央工作。列宁刚去世，党中央就召开中央全会。
当时托洛茨基不在莫斯科，正在南方高加索疗养。
他没有参加中央全会。全会决定李可夫继任列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决定加米涅夫继任列宁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这对托洛茨基是一个打击。
尽管他多次拒绝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但他却十分希望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重要职务。
托洛茨基遭到的第二个打击是，全会削弱了他在军队中的影响，成立了以古谢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苏联的武装力量。
参加该委员会的有：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等人。
1924年1月27日，列宁追悼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参加了追悼会。
就在人们冒着寒风为导师举行葬礼时，托洛茨基却仍在温暖的高加索疗养，没有回来参加列宁的葬礼。托洛茨基的这一行为引起人们强烈不满。
托洛茨基为什么没有赶回来参加列宁的葬礼？他把这件事归咎于别人对他的欺骗。
他回忆说：
“我向克里姆林宫挂了直线电话。对方在回答询问时说，‘葬礼于星期六举行。你是来不及赶回的，因此我建议你还是继续治疗’。自然，我毫无选择的余地。其实，葬礼直到星期天才举行。那我就可以从容地在星期天赶回莫斯科。事情竟会是这样，连葬礼日期也要向我进行欺骗，这真是难以置信。”
“我向克里姆林宫挂了直线电话。对方在回答询问时说，‘葬礼于星期六举行。你是来不及赶回的，因此我建议你还是继续治疗’。自然，我毫无选择的余地。其实，葬礼直到星期天才举行。那我就可以从容地在星期天赶回莫斯科。事情竟会是这样，连葬礼日期也要向我进行欺骗，这真是难以置信。”
托洛茨基没有说清楚，是谁“建议”他继续在高加索疗养，是谁“欺骗”了他。诚然，莫斯科有人不希望他参加列宁葬礼。
但是，身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列宁逝世必须以最快速度赶回莫斯科，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实际上，托洛茨基本人没有准备参加列宁葬礼，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毫无选择的余地”。原因在他自己那里。
应该说，在列宁去世的当天他就收到了电报。
从1月21日到1月27日，托洛茨基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到莫斯科参加列宁葬礼。即使乘火车也可以在三天之内从第比利斯经巴库到达莫斯科。即使就像托洛茨基自己所说的那样列宁葬礼在星期六(26日)举行，他也有五天时间赶回莫斯科。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当时是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完全可以乘军用快速运输工具紧急赶回莫斯科。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当然还有权提议推迟列宁葬礼的日期。可见，托洛茨基有多种选择。
3、为何不参见列宁葬礼？
实际上正是托洛茨基自己不愿意赶回去参加列宁的葬礼。
此举使托洛获基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付出了巨大代价。
无论如何，这都表明托洛茨基对列宁的去世无动于衷，对列宁缺乏感情和尊重。
托洛茨基的妻子回忆道：
“我曾在苏呼米收到儿子的一封信。他对列宁的逝世深感震惊，尽管他在感冒，发着40度的高烧，衣服穿得很单薄，他还是赶到圆柱大厅向列宁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一直等呀，等呀，不耐烦地等着我们到场。从他来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觉到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还可感觉到他胆怯地责备我们的心情。”
“我曾在苏呼米收到儿子的一封信。他对列宁的逝世深感震惊，尽管他在感冒，发着40度的高烧，衣服穿得很单薄，他还是赶到圆柱大厅向列宁致以最后的敬意。他一直等呀，等呀，不耐烦地等着我们到场。从他来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觉到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还可感觉到他胆怯地责备我们的心情。”
可见，就连他的儿子对其行为都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
列宁葬礼之后，俄共（布）中央马上派出一个代表团专程前来疗养地苏呼米，同托洛茨基协商有关军事部门人事改组问题。
代表团向托洛茨基通告党中央的决定：
解除斯克梁斯基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由伏龙芝接任。斯克梁斯基是托洛茨基的助手和支持者。
解除斯克梁斯基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由伏龙芝接任。斯克梁斯基是托洛茨基的助手和支持者。
伏龙芝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陆海军副人民委员，这就限制了托洛茨基在军事部门中的权力。
古比雪夫曾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同你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把你宣布为敌人，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
“我们认为同你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把你宣布为敌人，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
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即将召开。
在十三大召开前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遵照列宁的遗愿将其“政治遗嘱”交给中央委员会。
她说：
“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一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列宁）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
“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1922年12月24一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口授札记，内含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列宁）坚决希望，在他去世后，他的这一札记能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
列宁遗嘱的出现对斯大林构成巨大威胁。
1925年5月21日，召开紧急中央全会。在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竭力为斯大林辩护。
季诺维也夫说：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说，伊里奇（列宁）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我们大家不只一次地宣誓，要继承伊里奇的遗志，实现他的遗言。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誓言。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幸运地指出，在一点上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大家是近几个月来共同进行工作的见证人，所以，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所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说，伊里奇（列宁）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我们大家不只一次地宣誓，要继承伊里奇的遗志，实现他的遗言。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誓言。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幸运地指出，在一点上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大家是近几个月来共同进行工作的见证人，所以，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我所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
加米涅夫作为全会执行主席也极力为斯大林辩护。在他们的全力支持下，中央全会同意斯大林继续担任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此保持沉默。
季诺维也夫认为，既然让斯大林继续留任，那么，在代表大会上公布这个“遗嘱”显然是不适当了。他建议在代表大会上不公开“遗嘱”。列宁夫人表示抗议。
全会以40：10票通过决定：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
结果，列宁“遗嘱”没有在十三大上公开进行讨论，只有一小部分代表知道“遗嘱”内容。
这次全会对列宁的“遗嘱”作了“冷处理”。从此，列宁“遗嘱”变成了党的绝密文件。
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争论各方都以列宁“遗嘱”为武器，攻击对方。列宁写“遗嘱”的本意是防止党的分裂，维护党的统一，但结果是，“遗嘱”本身都成了党内斗争的工具。
5、党的十三大上的交锋
列宁“遗嘱”风波过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仍是苏联最高决策层的主角。
在十三大上，加米涅夫致开幕词，季诺维也夫仍以名义上，党的最高领袖身份作政治报告和闭幕词，斯大林作组织报告。
俄共（布）十三大是列宁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因而与会者对党的团结统一问题十分敏感，无论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方面，还是托洛茨基方面都承认：党的统一是不容怀疑的原则。
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呼吁“需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
托洛茨基也表白：
“我们中间谁也不想，并且也不可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党归根结底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为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
“我们中间谁也不想，并且也不可能当一个反党有理的人。党归根结底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为无产阶级解决其基本任务的唯一的历史工具。”
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强调党的统一问题。
决议说：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统一，维护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不使它产生任何偏向。在党失去了列宁同志以后，保证党的完全统一就比过去更为重要和更为必要了。极微小的派别活动，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追究。
俄国共产党在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是革命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
“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统一，维护经过考验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不使它产生任何偏向。在党失去了列宁同志以后，保证党的完全统一就比过去更为重要和更为必要了。极微小的派别活动，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追究。
俄国共产党在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坚定不移和团结一致，是革命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前提。”
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内所有政治势力共同高举的一面旗帜。
党内派别活动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
季诺维也夫强烈反对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和集团，并向党内托洛茨基等人发出严重警告：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我们党的每一合法的微小机会，来为散布不正确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打通道路的话，那么你们定将撞到反对你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堵铜墙铁壁之上。”
“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我们党的每一合法的微小机会，来为散布不正确的、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而打通道路的话，那么你们定将撞到反对你们的布尔什维克党这堵铜墙铁壁之上。”
季诺维也夫在政治报告中向托洛茨基发出挑战，要求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承认错误。
他说：
“布尔什维克最聪明的和最值得尊敬的品质，就是当他偶然犯了这一或那一错误时，他能做到走上讲台，对党说：‘我错了，党是对的。’反对派也可以这样嘛。”
“布尔什维克最聪明的和最值得尊敬的品质，就是当他偶然犯了这一或那一错误时，他能做到走上讲台，对党说：‘我错了，党是对的。’反对派也可以这样嘛。”
季诺维也夫此举过于情绪化和走极端，具有政治挑战的性质。
他认为：
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严重的，“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是在十月革命后，这是第一次有人企图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即在一年之中或者要根本改变中央的政策，或者甚至要改组中央委员会，中途大换人马。”
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严重的，“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至少是在十月革命后，这是第一次有人企图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即在一年之中或者要根本改变中央的政策，或者甚至要改组中央委员会，中途大换人马。”
托洛茨基发言中承认，争论的目的就是：
“一方面是要改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是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像季诺维也夫要求的那样，向代表大会承认错误，尽管他认为“没有比在自己党的面前承认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更为简单、道德上和政治上更为容易的了”。
“一方面是要改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是要改变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像季诺维也夫要求的那样，向代表大会承认错误，尽管他认为“没有比在自己党的面前承认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更为简单、道德上和政治上更为容易的了”。
在他看来，自己没有错误，而中央委员会才犯了错误。
至于错误，他说：
“不错，我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在党的斗争的关键时刻病了，未能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及时地发表意见来驳斥这种说法。”
“不错，我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在党的斗争的关键时刻病了，未能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及时地发表意见来驳斥这种说法。”
托洛茨基并没有接受中央多数派的批评，而认为对其批评过重了。
托洛茨基的发言立即遭到加米涅夫等人的强烈反击。
加米涅夫说：
“不幸的是，得了病的托洛茨基同志竟把事情搞成这样，致使全党都患病了。不仅托洛茨基同志病了，而且全党都病了，而全党之所以得病，就因为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自己对反对派所持的态度保持沉默是应该的，可以允许的和很策略的，而反对派正是靠了他的名字有可能把党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不幸的是，得了病的托洛茨基同志竟把事情搞成这样，致使全党都患病了。不仅托洛茨基同志病了，而且全党都病了，而全党之所以得病，就因为托洛茨基同志认为，自己对反对派所持的态度保持沉默是应该的，可以允许的和很策略的，而反对派正是靠了他的名字有可能把党搞得惶惶不可终日。”
在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都批评了托洛茨基，只有列宁夫人对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提出异议。
她说：
“向反对派挑战，号召他们就在这个讲台承认自己不对。这从心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要求‘你就在这个讲台上说你错了’”。
“向反对派挑战，号召他们就在这个讲台承认自己不对。这从心理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我认为不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要求‘你就在这个讲台上说你错了’”。
列宁夫人的话很有道理。
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上的组织报告中有意不涉及党内争论问题，旨在不“触动看来已经长好了的伤口”。
但在后来的结论报告中，他专门谈了党内斗争问题。他认为，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都谈了党内斗争问题，进行了“挑战”，对此，他不想再“保持沉默”了。
斯大林质问反对派：“你们用愚蠢的花招和外交手腕是欺骗不了代表大会的”。
他继续批判托洛茨基几个著名的观点，把托洛茨基所谓的“干部蜕化”、“晴雨表”、“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等观点痛加抨击。
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曾说，党是不会犯错误的。
斯大林反击道，这不对，“党是常常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发现这些错误，揭露错误的根源，并向党和工人阶级指出我们怎样犯了错误，我们今后怎样不应当重犯这些错误。不这样，党就不可能发展。”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认为党不会犯错误的观点是“带有某种嘲弄企图（实在是不高明的企图）的某种恭维话”，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对清党，认为这是党的多数派对付少数派的手段。
斯大林最后分析了反对派的性质，他认为反对派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但还不是小资产阶级政策。
他说：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说，倾向还是一种未完成的和未形成的东西。反对派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再坚持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不再坚持这些不大的错误，那末一切都能纠正，党的工作也会进展。如果你们坚持下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倾向就能发展成小资产阶级政策。因此，反对派同志们，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你们。”
“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说，倾向还是一种未完成的和未形成的东西。反对派同志们，如果你们不再坚持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不再坚持这些不大的错误，那末一切都能纠正，党的工作也会进展。如果你们坚持下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倾向就能发展成小资产阶级政策。因此，反对派同志们，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你们。”
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再给托洛茨基上纲，只是重复托洛茨基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中央决议的提法。
在斯大林看来，“小资产阶级倾向”还不是“小资产阶级政策”，反对派犯的是“不大的错误”，完全可以纠正。
在十三大后不久，1924年6月17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县委书记训练班的报告中谈到反对派时说，中央同反对派的斗争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反对派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党的十三大不久，斯大林对反对派的看法有新的改变，将斗争的性质强化了，并且将反对派的言论上升到反党、瓦解党的政治高度。
斯大林的判断是，托洛茨基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他还会找准机会，再次向党挑战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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