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法，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艺术，在当今世界是按西方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形成的“美的艺术”为知识体系。西方文化在此之前，古希腊罗马及中世纪皆是泛艺术体系，理发、裁衣、几何、天文皆为艺（τεχνη-ars）。中国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前，也是泛艺术体系。具体而言，早从甲骨文的到古文的“埶”到先秦的“藝”，藝再展开为礼之艺、文之艺、术之艺、玩之艺、伎之艺、工之艺的文化六艺。这一中国古代之艺的源头是甲骨文的。对该甲骨文的解释为“人在精心操作一物”，人所持物，唐兰等人释为木，商承祚等人释为火。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火在先，早在180万年前山西西侯度遗址就有用火遗迹，用火观念又与天火相关。
远古天文观测甚多，三种思想曾依此成为主流，即大火星中心、太阳中心、北极-极星-北斗中心。庞朴写过《“火历”初探》（1978）、《“火历”续探》（1982）、《“火历”三探》（1984），谈及大火星时代。赵永恒《燧人氏“察辰心而出火”的可能年代》（2013）从天文学考察了大火星出现的年代。在远古，从燧人氏到炎帝再到大皞少皞，都与大火星中心相关。大火星季春从地平线出，到季秋从地平线消失，正好与远古人的渔猎农耕活动重合，天上大火星的火见（出现）、运火（上升到中天）、流火（由中天降下）、火伏（消失）与地上人们的出火（焚火农耕）、行火（饮食灶火、陶器冶火、祭祀燎火）、改火（节令改火）、内火（藏火种在屋内），成为天地的互动应合。上面提到的各种技艺，都归结为以大火星为中心的火型之艺，一切具体之艺都成为与大火星相关之艺。中国最初的“道”的观念，与大火星的运行之道相关联；中国最初的虚实结构的宇宙，也与大火星的出现与隐没相关；中国最早的易学思想，也与大火星相关，易中的离卦在最初即应与大火星观念相连，䷝（离）者火也、丽也。火是总观念，丽，一是与大火星火见-运火与流火-火伏的对称相关，二是与火在与火隐的对称相关，中国美学的核心即是对偶之美的丽，萌生于大火星时代，这种美的观念渗透到各类艺术之中，成为理解远古各类艺术的观念基础。
由于天文岁差的原因，大火星每72年左右在星空背景下有1°的偏斜。如此，其初昏东升的时间每72年要推迟1天，那么七八百年后，再以之进行历法确定和作为农时标准就有问题了，文献上就有颛顼“绝地天通”的典故（统一历法，防止社会思想混乱）。同时，重新寻找能够指导以农事为主的人类活动的天下指引。于是，太阳中心进入主流。《左传·昭公十七年》讲少皞已经完全转到太阳中心，形成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以太阳为标准星的体系。大火星在文献上的四个名称也透露了其在远古的演进：灵星，与最早的宇宙整体之灵相关；大火，进入大火星时代；农星，农业在大火星时代产生（炎帝与神农在后来结为一体的基础）；龙星，转向太阳中心时代。在太阳中心时代，大火星成为东方青龙七宿中的心宿，完成了从大火星中心向太阳中心的演进，同样在受大火星影响的族群中，炎帝从大火星神转变成太阳神（《白虎通·五行篇》云：“炎帝者，太阳也”）。两皞在名称上的“皞”，白为主，体现的是大火星之光（《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祥止”应有当时遗绪），后为“暤”，白旁成日旁，或体现为向太阳中心的转变之中，最后是“昊”，盖为与转到太阳中心有关。
大火星时代是以光为中心的，关联着由火字、光字、炎字、皇字等延伸来的光、炎、华、煌、皞、美、丽，以及与之相关的用火之艺、农耕之艺，冶陶之艺、饮食之艺、仪式之艺等为一体的大火星时代之艺。于省吾认为，乃“光”之初文（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8册，第712页），字形恰如（大火星）在上，而（人）在下的天人合一之象。太阳中心时代，在昼观日影的精细化中，中杆之中得到了突出，大火星的运行之光由太阳运行而来的四方风所代替。在甲骨文中，风凤为同一字，大火星之鸟转为太阳鸟，而且进一步向由众动物融合而来的凤凰演进。有大火星融入其中的青龙，从春季在地平线出现到秋季在地平线上消失而来的䷀乾卦在易学中占有了重要地位，龙的形象在多种动物融和中也开始走向新的形象建构。在由离卦到乾卦和由光到风的转变中，所有的观念体系和技艺体系也开始了新的转型。最主要的是，太阳中心提升了观天中杆的“中”的地位，中杆之木，融合着一直存在和演进着各种木的因素，进入到文化的观念中心。远古之艺，也在这一观念中心的转变中，由用“火”之艺转为了用“木”之艺。此乃后话。这里重在呈现，艺的观念与庞朴讲的火历时代紧密相关，可以成为重新思考中国艺术起源的新角度。